从近期来看，主要是靠增加投资。

2000年1月至2010年2月，日立、电装、爱三、三菱电机、三叶、矢崎、古河、住友等8家日本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为减少竞争，在日本频繁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互相协商价格，多次达成订单报价协议并予实施。所以，有的企业是在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函之前就自首了，有的虽然没有自首，但在正式调查中，主动配合调查，如实提供资料。

  反垄断案件里的苍蝇和老虎   12亿元的罚单被不少专家认为是我国反垄断法实施6年来，执法部门出拳最重的一次。2月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就坦言，汽车配件反垄断问题是全世界不少国家反垄断执法部门都关注的问题，国家发改委还在做一些外围调查，尚未正式立案研究成果显示，国内不少车型零配件价格贵得离谱，一款奔驰车型零配件总价竟是整车价的12倍。在许昆林看来，反垄断案件的查处力度不足并不是执法部门对涉案企业有所畏惧，更多的是执法力量的薄弱，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员只有几十名，但在不少国家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中，基本配置是上千人。经价格协商的零部件用于本田、丰田、日产、铃木、福特等品牌的20多种车型。

这样的处罚额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也有很多人问许昆林，反垄断风暴下一个刮向谁？他说，只要有垄断的问题，都会去调查和处理，没有设定重点领域。小平同志承认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强调干得好的企业应该跟干得差的企业不一样，干得好的工人的物质利益、生活水平、工资水平也要跟干得差的工人不一样

  新常态不是一个新词，但一直是个热词。1991年前后受房地产泡沫破灭重创，1991—2012年期间增速进一步回落到年均0．86％。只有将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的增长才算是回归本意。金融体系脆弱拖累实体经济。

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的旧常态，主要是靠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拉动的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拼投资、拼资源、拼劳动力。但无论如何，只有探底，找到中高速的均衡点，才能形成新常态。

另一个理由是，不当的、过多的宏观调控给一些特殊既得利益者提供了设租的机会，成为腐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合理分配收入，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积重难返，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旧常态转向创新驱动和消费驱动新常态需要脱胎换骨，不容易。三是促使财政再分配，扭曲作用减少一些人的工作努力和创业精神。

1973年前后受石油危机和劳动力供给下降的影响第一次减速换挡，1973—1990年期间回落到年均4．26％。比如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讲要优化结构、动力升级，但实际进展远不如人意。现在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很高，贫富差距过大在四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是影响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引起宏观供求失衡，累积经济危机。1997年前后遭受金融危机和国内企业高负债率的重创，1997—2012年期间增速显著回落到年均增长4．07％。

教训大概有这样几条：缺乏创新，发展模式未能及时转型。这个问题不解决，居民收入跑不过政府收入，消费就不可能真正提升，经济增长就还得依靠投资拉动，消费拉动增长的新常态就不可能出现。

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抓手是什么？大而化之地说，就是少刺激，多改革，常说的向改革要动力。老百姓对分享发展成果的期盼越来越高，对社会公平正义、收入合理分配的呼声越来越高，解决民生难点、热点问题迫在眉睫。

需要强调的是，我理解，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标志性指标，新常态应该是一个要即将进入的目标，即增长速度换挡探底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增长模式转换这个核心来看，亟须改革的一个关键领域分配制度改革，即如何更好地分蛋糕的问题，应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这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期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期。7月中旬，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公布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研判，8月4日、5日、6日、7日，《人民日报》连续四天在头版位置刊登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系列评论，新常态一词再次陡然升温。少刺激的一个理由是，增速放缓是增长的合理回归，是无法回避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可能各有各的原因，但阶段性特征差不多，无非是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既不能与发达国家在高端产品和服务上竞争，与低收入国家相比又失去了生产中低端产品和服务的比较优势，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甚至倒退。

比如增速换挡，关键是底在何处，换到哪一个档算是中高速，是否做得到、受得了、有必要？这个底还没有探明。当然这里有一个限度，不可能是完全的放任自流，风险也好，危机也好，要可控。

进入专题： 新常态 中等收入陷阱 。四个特征的核心是增长模式转换，这个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艰辛痛苦。

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尤其是五花八门的政府投资，多年来成为腐败的温床，争项目，争资金，拿回扣，究竟有多少大大小小的腐败跟政府投资有瓜葛？恐怕谁都说不清。

这也是目前亟须改革的问题。这个概括是一个认识，一个判断，一个政策信号，表明了最高决策层对当下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看法和态度，也是对此前各种政策呼声的回应。第二个层次是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相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无非是成功解决了这几个问题：及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所以，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过高的问题应该排在改革前面。没有这个竞争淘汰过程就不可能形成新的结构再平衡。

与政府相比，劳动者拿得少，政府拿得过多，是长期以来政府主导、投资推动型经济模式的资源配置基础。日本战后的情况是，1950—1972年GDP年均增速9．7％，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公认的经济奇迹。

市场经济中，没有长生不死的企业，优胜劣汰是必然的。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导致经济过剩、投资效益递减、影响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甚至环境污染，更是大起大落波动的根源。

评论概括新常态有四个主要特征：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四是促使操纵、犯罪、社会和政治不稳定，最终影响经济增长。改革千头万绪，最重要的、前提性的、也是目标性的改革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减政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腐败是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最典型特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很多前期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和风险，掩盖在高速增长的光环里，需要水落石出，显露出来，才可能更好地解决，不能再靠刺激进一步放大。政府效率低，腐败蔓延。

浴火重生，危机是强制性平衡的一个途径。科技立国，提升产业竞争力。

韩国的情况是，1961—1996年是高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速为8．02％。目前正在换挡期，正在调整和寻找，正在进入新常态的路上。